印度贸易政策需要为应对 2025 年的复杂挑战做好准备。这些挑战将由多种因素共同产生。其中包括特朗普总统就任美国总统；全球经济增长停滞，导致制造业出口需求下降；影响与主要伙伴贸易的深远政治变化的可能性；以及国内经济增长率较低。
特朗普总统的关税决定将影响对美国的各种出口产品的价格。对于印度来说，鉴于美国是其最大的出口市场，关税也将有意义。如果特朗普对美国的几个主要贸易伙伴征收关税，那么就会出现一个有趣的情况，这些伙伴将探索规避关税进入美国市场的方法。正如中国已经证明的那样，可能的结果是将生产转移到向美国出口不会产生关税的地方。印度可能也需要探索类似的选择。
关税将影响出口竞争力，美国消费者会发现产品变得更加昂贵。世界许多地区经济增长放缓及其对印度出口需求的影响将加剧美国市场准入受到的侵蚀。通过宝石、珠宝以及石油产品等印度传统“热门”出口产品的增长放缓，已经可以看出这方面的一些迹象。更多的政治动荡，包括印度主要出口市场欧洲和西亚的政府更迭，可能会进一步影响出口前景。预计国内经济增长水平较低将影响制造业出口的产能利用率，而制造业出口产能利用率将受到上述其他变化的影响。
印度的贸易政策需要根据挑战进行调整。这方面最重要的目标之一应该是让贸易政策摆脱过度关注保护制造业出口利益。印度的服务出口表现值得称赞。现在是贸易政策和国内产业政策协同作用以鼓励更多服务出口的时候了。
在可预见的未来，服务出口不太可能遇到货物出口所面临的那种问题。在全球范围内，贸易更多地集中在地缘政治一致的地区之间。随着国际关系变得更加脆弱和有争议，这种趋势将会加剧。单边保护主义以及关税和非关税限制形式的互惠行动也将增加。这将对制造业出口的价格竞争力和市场准入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此外，碳边境调整机制（CBAM）等新的前沿措施将在世界各地涌现，打击钢铁和能源产品等碳密集型出口。
印度对制造业出口的关注应该是有选择性的，并且是能够灵活应对地缘政治潮流的产品。其中包括半导体、关键矿物、食品和药品。在政治上，印度已经与能够在这些项目上进行有效贸易的国家结成联盟。但非战略性出口可能面临准入障碍并开始下降。对此，贸易政策不应是被动反应，而应着眼长远、客观。
需要关注两个具体的参与领域。第一个是与美国。由于美国可能会像对待所有合作伙伴一样只关注与印度的贸易关系，因此印度也必须这样做。在与美国谈判时，恢复普遍优惠制（GSP）等防御利益不应成为优先事项。自2020年12月31日到期以来，美国国会尚未续签普惠制，特朗普政府恢复普惠制的可能性微乎其微。即使恢复，对于在该优惠存在时就被取消的印度来说，获得类似普惠制的优惠准入也将带来巨大的市场准入权衡，这将激起国内不满。印度也不应该沉迷于获得更多的 H-1B 签证。美国目前的反移民情绪不太可能导致新政府同意对H-1B计划提供全面支持。美国大型科技公司对印度专业人士的有利态度应能确保 H-1B 继续成为印度技术人员的流动来源，而无需任何公开游说。
然而，对于美国，印度必须在任何可能的双边贸易协议范围内寻求获得更多支持来发展综合性全球能力中心（GCC）。海湾合作委员会正在推动印度服务出口的强劲增长并创造国内就业机会。微软、德勤、花旗、亚马逊和沃尔玛等全球美国企业正在印度运营 GCC。这些中心有潜力通过利用与各领域当地初创企业的协同效应，将印度的服务出口增长推向新的高度。
印度现在也是时候致力于加入基于规则的高质量贸易框架，如全面且先进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该框架将为进入七国集团三个成员市场——日本、加拿大和英国（UK）提供深度优惠准入。它还将提供进入其他 CPTPP 成员市场的类似准入，如澳大利亚、新西兰、墨西哥、秘鲁、智利、新加坡、文莱、越南和马来西亚，超越印度目前通过与其中一些成员签订的现有双边和区域协议所拥有的市场准入。国家。新的接入可以弥补部分美国市场潜在的接入损失。
CPTPP可以说是21世纪新一代贸易协定的最佳范例。其规则将帮助印度出口升级和现代化。它将带来新的出口机会，不仅是货物出口，还包括金融、商业、旅游和杂项等服务的出口机会，并支持海湾合作委员会的进一步国内增长。加入CPTPP应该是前进的优先事项。
(作者为新加坡国立大学南亚研究所高级研究员、研究负责人(贸易与经济))
